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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让人热衷于升官发财吗？为何古人喜欢当官而不是选择去经商？
儒家哲学思想产生于东周春秋时代，奴隶社会。其特点之一，本质地讲，“当官”就是各级统治者，就是“劳心者治人”。第二点，当官就意味着发财。奴隶社会，天子之下，分封诸候，公侯伯子男五等大小诸侯国。他们都有各自的封地，称之为国。诸候们又把他们的领地分给大夫，叫食邑，即大夫们管理若干户，收取租税。大夫的食邑叫“家”。诸候、大夫皆可以不劳而获，当统一的治理者，故“当官"就跟着的就是发财。第三点，仕者世祿（孟子语，2.5）。奴隶社会，天子、诸侯、大夫都是世袭的，儿子继承父位，所以他们世世代代都是统治者，世世代代享受俸禄，永远纳福。如此，谁人不想“当官而发财”也。至于经商，唯能发财有钱而己，未有权。
回答这个问题，我先问问你们：古人读书考取功名是为了升官发财，那么为人父母的你们幸幸苦苦供孩子上学是为了让他们去经商吗？答案绝对不是对吧？那就对了，谁家都想孩子读书出来能分配到政府部门乃至事业单位有个稳定的好工作，能当个一官半职。因此，古往今来，没有人是不热衷于当官的。下面我们一起来聊聊当官与经商的区别。
一，当官。想当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您得有能力，再者您得有魄力，没有这两样，那么家底一定要够厚，不然很快就会被淘汰。那当官有什么好处？好处多了，当了官首先“名”（官名）来，再来就是“权”来了，后者最重要那就是“利”来了。有谁不想站在高处一览众群小呢？对吧。
二，经商。经商更不是一件容易的活，做大买卖，首先您得要有足够的资金，再者您得有人脉关系网，最最重要的是您得要有经商的头脑。在古代做大生意的一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平民百姓也就像现代人一样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做点小买卖，更多是凭手艺和辛苦的劳作吃饭。
总结来说：不是儒家让人热衷于当官发财，而是追名逐利求权是人的天性。反观，人不追名逐利求权，社会停止发展，人便没有了进取，科技便没有了进步。是“名利”、“欲望”推动着人与社会并行发展。
中国的特色，难道从古至今不是“政治—经济学”么？
想要在中国这个社会发达，自古以来只有两条路，要么从政，要么从商，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无论是儒学思想，还是其他什么思想，想要成为社会学贤达，不就这两条路成就最大么。
所以思想并不是决定一个人社会追求的原动力，而是掌握社会资源的就这两个途径。现代人考公务员不也是这种情况的体现么。
说会古代，在封建社会，官跟商是难以分开讲的，（其实如今也是一样）而其中的关系是商需要依靠官来生存和发展，否则，没有政治关系的商人，是做不大的，即便侥幸万中无一有了一定的规模，最后也会成为官砧板上的肉，任人鱼肉的结局。
所以无论你是不是读书人，学不学儒家经典，做官都是最好的出路，没有之一。但是呢，古代儒学是平民渠道做官的敲门砖，你不治经典，在没有科举的时代里，就混不到名声，没有名声，察举制就轮不到你，那你就没有做官的希望。
所以并不能说是儒学让人热衷做官，而是要做官，只有治儒学，这就好像，你要造飞机成为工程师，不是先要学理工科知识的么，你不能说是因为理工科知识，是你选择成功工程师的主要原因。
至于经商，商人在古代属于贱业，当然这与儒学的提倡，重农主义的影响分不开，但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商业的地位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只是这种重要性因为社会地位的原因被掩盖了，甚至于是官员士大夫们才能涉足的领域。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官员，或者说一个人在成为官员之后，往往其依靠的力量主要是来源于宗法制下的宗族的力量，做官之后不仅是为了个人利益，以及回报宗族，势必都需要成长为家族的保护伞。而这保护伞保护的是什么？
孔子的时代，人们多以农耕为生活，基本没有什么手工业经济，所以商人少之又少。重农轻商是普遍现象，商人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也就是投机减巧，见利忘义，以假乱真，也就是无奸不成商。那么读书人为的是学而优则仕，能够做生意的少之又少。十年寒窗的学子当然是以做官为荣，是以做生意低人一等。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当今社会同样如此。如果一个青年学子面临做官和经商的选择，那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选择做生意。这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世俗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难以改变。
古人的乐于从政不愿经商，与儒家思想文化毫不相干，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许多人把世俗的偏见归罪于孔子，天理何在。儒家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中庸之道。孔子是教化万民都要有仁爱之心，都要做到仁慈，仁义，以礼仪去尊重他人，信守诺言，诚信做人。儒家讲究为人处世应该保持哲中有分寸，左右逢缘，顺应自然规律去做每一件事。无论从那一方面讲，儒家并没有轻视商人，更不存在儒学导致经商耻辱。
孔子的弟子也有人经商，其中最杰出的是子贡。子贡才思敏捷，口诺悬河，具有非凡的气质和外交能力。他一边刻苦接受儒学的教育，一边往来各国之间商业贸易，诚信经营，生财有道。既有四两拔千斤的智商头脑，又有统筹整个市面经营的胸有成竹。他把大部份赚来的钱都用来支持孔子的教育事业，后来又用于弟子们的著书立说。人们称他为一代儒商，“儒商”一词由他而来，他是中国儒商的始祖。
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一百多家，独有儒家能作为历朝历代的正统文化而流传至今。尽管历史上有过反孔，尽管当今有许多人对待孔子的指三道四，但是儒家思想文化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在当今社会不能作为正统文化，但仍然值得借鉴和引用，仍然是有着积极和进步的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儒学表示：这个锅我不背。
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坚持非黑即白的历史认知，在近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对儒学进行了彻底否定后，对儒学批判的声音就始终甚嚣尘上，由于负面评价层出不穷，直接导致了现代人对儒学产生了深深的偏见。
那么，儒学到底有多差？真的是导致古人热衷于升官发财的罪魁祸首吗？静夜史认为当然不是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儒学的本质是工具而不是思想。
既然是“工具”，就没有指挥人们的能力和意志，就像新华字典不会告诉我们人生该怎么走一样，人们听从的，永远是使用工具的人，比如使用新华字典的老师，尊崇儒学的统治者。
所以儒学绝对不是指导人们热衷于升官发财的最终推手，人们热衷于升官发财而不是下海经商，是数千年来我国社会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静夜史认为，我国古人之所以去当官而不是经商，主要有以下原因：
1、小农经济的决定作用
因为我国的疆域空前辽阔且适宜农耕，完全可以满足我国先民的自给自足，这使得小农经济在先秦时期就成为我国生产力的主流形式，小农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封闭”，几乎没有互通有无的交易，这就让商业交换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多余。
因为没有商业环境，我国数千年以来，从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人阶层，而没有商人阶层为本阶级争取权利，商人阶层就没有任何发展的空间。
从小农经济成为我国主流生产力形式后，我国社会就只存在两个主流阶级，即地主和农民阶级，其余的群体全部依附于这两个阶级，比如士绅依附地主阶级，手工业者依附农民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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