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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村下放过知青吗？还记得当时知青的故事吗？
我村来过知青，那是我还小，记得在我家下边有一趟房子十多间，叫青年点，他们住吃饭都在那里，白天上地干活晚上回来，村里老人不识字的多早把饭给做好等着，吃完饭好帮他们些家书，出门在外不容易，活我们替你们干些，教孩子们认些字我也跑去凑热闹，那时学校基本上不上课。后来慢慢的都返城了，还有的考上大学，有一个毕业当上乡长回村报答帮助过的老乡。
我小时候的村，不叫村，叫大队，小组叫生产队，我当时只有7岁，大队里来过知青，是南方人，有一个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姓骆，因为他被分在俺小队里，住在一个土房子里，也叫生产队办公室。
为啥我会记得他这么清楚？因为他是好人，这四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我心里，虽然模样记不清，但始终挥之不去。
我小时候，家里是大队有名的困难户，没有余粮钱，没有余粮，年年透支，年年靠救济，我父亲常年有病，不能挣工分，是我母亲一人挣工分，养活我们姐弟几个的，老骆下放到我们生产队以后，大队里给的白米白面，自已做饭吃，而他住的办公室离我们家只有几十米远，我家的困难，他特别了解，他也知道我们家，一年到头也没有米和面吃，吃的都是红薯干，玉米面就是最好的食品，隔三差五老骆就会送些大米和白面，给我们家，别的乡亲看到，他就会说，和我们家换粗粮换换口味，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拿过我们家一个红薯片，他知道我们家连红薯干都供不上吃，只是撒个谎而巳，当时我比较小，不会言语表达，我只知道，是老骆这个好人，让我们姐弟几个，经常能尝到大米白面的滋味。
也许这个老好人，早就不在人世了，但他的善良之心，从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根，我现在50多岁了，善良之心从没有改变过，唯一遗憾的是，老骆在我们队里只有大半年时间，就调回城了，那会也没有联系方式，一直至今，也没有他的消息，每当想起他，我就会面向南方，深鞠一躬，默默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下放过，有男有女。村里为他们专门做了几间茅草房，用杨柳树做了些简陋的家具和床，床上铺着厚厚的稻草。青年们来后，有的有点新奇，有的则很抑郁。白天还好，到了晚上，女孩子们聚在一起抱头痛哭，男孩子们也很苦闷。不过这群人来后，给地方上还是增添了一些活力。他们爱唱歌，他们爱吹口琴，他们爱讲城里的新鲜事。我们总爱和他们在一起玩，时常还和他们交换一些市面上很少见到的书看。
劳动时，他们虽然很吃苦，但力气总是使不到需要处，总是很难完成上面要求完成的劳动指标。有时候有些比较执著的青年人，别人完成任务走了，他怎么也不愿意离开劳动工地，一个人还在那儿一个劲地劳作着。
这群人中间也有不太好管理的人。偶尔他们爱去偷点鸡摸点狗的，当然是为了改善点生活。有的人还喜欢与外面的人打架斗殴，那时他们也分块块主义，团团主义。其中有一位男孩子就被人打破了头，连一只手的大拇指也被人用匕首削掉。那时知青中有匕首的人很多。
有一位女知青想请假回家，最后导致一位大队支部书记向公众作检讨，一位公社党委书记投河自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因家庭问题下乡的知青，别人一个一个的都陆陆续续通过各种关系返城了，可每次机会到来时都与他无缘。这样一拖就拖到了三十多岁还没走。后来一位文革中的造反派（五十岁左右的胖女人）下放到这儿来劳动改造。他俩惺惺相惜，便走到了一起，后来还生了个儿子。由于这两人年龄悬殊太大，总引起人们的误解和嘲笑。
唉！那场史无前例的大下放运动，苦涩的故事、心酸的故事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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